摘要
北大红楼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着独特贡献。在北大红楼先贤们发动文化启蒙，形成新文化阵营，推动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进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扫除思想文化障碍。在北大红楼爱国青年唤起民族觉醒，诞生五四运动当天唯一印刷品《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对学生争取市民支持起了极其重要作用。在北大红楼进步知识分子首传马列真理，培育革命英才，进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做了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在北大红楼先进分子酝酿中共建党，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积极指导北方城市建立党团组织，第一个派成员赴共产国际，使中国共产党在筹建之初就融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阵营。
全国有许多红色地标、革命圣地，它们大多是单项的或某次重要活动的纪念地，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古田会议纪念馆、遵义会议纪念馆等，唯有北大红楼对建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酝酿地、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地，北大红楼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在建党百年之际，回顾梳理北大红楼的历史及其贡献，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更有助于将蕴含其中的建党精神代代相传。北大红楼
古今中外，社会革命之前总会出现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启蒙运动，以收思想政治发动之效。14—16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前，爆发了一场反映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文艺复兴运动，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文艺复兴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文化启蒙对20世纪初叶的北京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北京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又曾是五朝古都（辽陪都、金中都、元大都和明、清国都），有800年的建都史。一方面，北京是中国长期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另一方面，北京作为封建统治的堡垒，封建文化根深蒂固，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民族危机深重，人民饱受苦难，北京又成为西方列强注目的矛盾中心。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被誉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新文化运动以北京作为主阵地，可以说是从封建堡垒内部爆发的革命，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和力度冲击着旧思想、旧观念、旧体制、旧传统，突破了持续2000多年的封建禁锢，打破了中国社会沉闷空气，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为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扫除了思想文化障碍。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曾经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对人类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然而，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纷至沓来，发动了一次又一次侵略战争，中国逐渐丧失独立的地位，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要从衰落转向复兴，首先要实现民族觉醒，唤起中国人救亡图存的强烈爱国情怀。北京，作为长期封建统治的中心，见证了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史。这种民族屈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达到了顶点：中国以战胜国的资格参加国际和平会议，得到的却是战败国的待遇，中国人民遭受了空前的奇耻大辱。1919年5月初，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北大校长蔡元培把一部分学生骨干和社团负责人召集到北大红楼，给他们看北京《晨报》上刚刚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文章向人们传达了惊人消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努力最终失败，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将不会交还中国，而是“让与”日本。当天下午，愤怒的北大学生们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北京各校国民杂志社的100多名成员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5月3日晚7点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中等以上院校学生紧急大会，并邀请北京高师、工专、农专、法专等学校派代表或热心分子参加，讨论行动对策。5月4日下午，北京13所大中专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当天散发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就诞生于北大红楼，是五四运动当天唯一的印刷品，对学生争取市民支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五四运动期间，青年学生在街头演讲，进行反帝爱国宣传
随着五四运动的迅猛发展，上海工人阶级以过去不曾有的独立姿态加入反帝爱国的行列，进而使这场由北大红楼组织发动的斗争不断向社会各阶层扩大，成为席卷全国、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运动，成为拯救民族危亡、凝聚民族力量、改变中国历史的划时代社会革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的前提是民族觉醒，民族觉醒的标志是反帝爱国，反帝爱国的具体体现是救亡图存，救亡图存就要革命，革命就要组党。所以，毛泽东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循着这个历史逻辑和思路，我们也可以说，研究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要从研究北大红楼的历史去追根溯源。100年前的近代中国，正处在时局大动荡和思想大解放的时期，各种新思潮来势汹涌，冲开了传统的思想禁锢，使中国人的思想得到空前解放。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对国际政治思想动态反应敏锐；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有一批忧国忧民、视野开阔的知识分子群体，因而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领世界革命风气之先，率先在中国系统介绍、组织研究、广泛传播、积极捍卫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在中国大地上第一个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并深刻分析和系统阐述其伟大意义的人，是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做了本质上的区分，从而深刻阐明了十月革命的重大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从1918年秋天起，李大钊以北大红楼图书馆为阵地，组织和领导北大进步学生开展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在他的领导下，北大红楼图书馆成为进步思想交流的重要场所，更成为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1919年5月5日，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诞生101周年的纪念日，而这一天中国五四运动的浪潮正风起云涌。北京《晨报》副刊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从5月5日至11月11日的6个多月时间里，共发表了5种论著。这一大胆的创举，前后持续了半年，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五四运动后，李大钊亲自撰写了长达26000余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是中国最早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文章，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
1920年3月，李大钊与邓中夏等人经过多次酝酿讨论，在北大红楼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当时是秘密成立的，直到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出《发起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启事》，才对外公开。李大钊等先进分子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平台，通过搜集和翻译马克思主义书籍、分组分专题进行研究、定期举行讲演会、举行定期的讨论会和不定期的辩论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率先组织起来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为全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影响力由北京大学向北京、向全国扩展，发挥了引领作用，并推动上海、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相继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等组织，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有组织地研究和广泛深入地传播，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北京的建党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虽然略晚于上海，但建党的酝酿却始于北京。20世纪20年代初期，当时社会上就有“北李南陈，两大星辰；茫茫黑夜，吾辈仰辰”的说法，还流传着一首嵌名诗盛赞两人：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正是在北大红楼，以《新青年》杂志为平台，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分子在与各种新思潮的斗争中，逐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确立了革命的初心，并萌发了组建政党的初步设想。酝酿建党的具体体现，就是1920年初在李大钊化装护送陈独秀潜出北京的途中，两人提出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动议，成就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1920年4月，在北大红楼图书馆，李大钊召集参加过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举行座谈会。维经斯基介绍了苏俄十月革命的情况，同时指出中俄两国国情有许多相似之处，摆脱落后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像苏俄那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创建苏俄那样的布尔什维克党。这使与会者耳目一新，对苏维埃制度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看到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更加坚定了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决心。会后，在李大钊的提议和介绍下，维经斯基前往上海与陈独秀共商建党大计。1920年10月，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经过与组织中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使他们退出组织，并及时吸收了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分子入党，从而不仅坚持了党组织的正确发展方向，而且壮大了党组织，使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人数在党的一大召开时为全国最多，达16人，超过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14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一方面，积极团结和引导进步社团，帮助和指导北方主要城市建立党团组织，在中国共产党各地早期组织中走在前列。另一方面，派张太雷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起赴俄，成为派赴共产国际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不仅加速了建党进程，更使中国共产党在筹建之初就融入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阵营。在建党筹备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名称，也是由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建议确定的。因此，北京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从北京酝酿，在上海诞生，由南湖启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由于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和当时形势的推动，一批革命知识分子经过各自的探索，逐步划清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成长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
图为《新青年》主要撰稿人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高一涵、陶孟和在此过程中，北大红楼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既是全国进步青年心向往之的地方，更是许多人理想信仰和革命初心确立的地方。党的一大前的党员，近半数是北大师生或与北大红楼有关联的人。李大钊、陈独秀、张申府等是北大的教师，毛泽东曾在北大红楼图书馆工作，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何孟雄、刘仁静、谭平山、谭植棠等都是北大学生。他们中不少人是富家子弟，却背叛家庭，投身革命，难能可贵。他们满腔热情，投入革命，寒暑假都用来组织长辛店工运、到街头对民众演讲、开展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等革命活动。由于在中国较早传播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加之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卓越引领作用，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的知识界特别是在青年中有着很高的威望。许多青年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导师，在京的常跑来北京大学当面聆听教诲，外地的就以书信形式请教。在与青年的广泛接触中，李大钊、陈独秀积极引导他们中的先进分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革命道路。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他们之中，有毛泽东、邓中夏、张国焘、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陈潭秋、董必武、王尽美、邓恩铭、俞秀松、张太雷、包惠僧、何叔衡、施存统、张闻天、恽代英等；有留日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有旅欧的蔡和森、李维汉、周恩来、向警予、李立三、赵世炎、陈公培、聂荣臻、王若飞、李富春、刘清扬、陈延年、蔡畅、陈毅、邓小平等；有留俄的瞿秋白、任弼时、萧劲光、刘少奇等。正是这批最早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中坚力量，在建党过程中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使思想理论与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为建党做了思想上、组织上、干部上的准备。
作者：邵维正，解放军原后勤指挥学院教授、专业技术一级、少将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1年第6期，原标题“北大红楼对建党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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